在长征路上，王稼祥和同样因病坐担架的毛泽东同行，两人通过交谈更加互相了解。他们共同商谈有关党和红军的前途问题，总结探讨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

王稼祥向毛泽东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再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这正合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认为，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却到处发号施令，尽干蠢事。要不是因为李德独断专横，支持王明路线，也许不会丢失苏区，被迫长征。

王稼祥去找张闻天交谈，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张闻天也认为领导中国革命还是毛泽东行，他也支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王稼祥与因脚伤坐担架的聂荣臻一同行军，互相交谈，都认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说，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聂荣臻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

王稼祥又找周恩来和朱德交换意见，周、朱毫不犹豫地赞成王稼祥的意见。

红军自黎平会议后，日下一城，突破乌江天险，向黔北凯歌行进。在到达遵义不远的地方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前面快到遵义了，这样下去不行，该把李德轰下台了，开个会总结经验。”毛泽东当即回答道：“好！应该开个会，还要多做些会前的活动工作。”

王稼祥找张闻天交谈，张闻天支持；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同意；找到博古，他也同意在遵义开会总结。这样，遵义会议的召开就决定下来了。

王稼祥还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人，一一交换意见，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

一场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特殊战斗悄悄地打响了。几经酝酿，决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而王稼祥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

遵义会议是王稼祥提议召开的。会前，不少人劝他，“你正生病，会议不必参加了”。他答道：“这是头等大事，比我的病更重要，我要坐担架去开会！”

遵义会议一开始，即出现了正确与错误两种观点的激烈交锋。博古首先在会上作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报告”，片面强调客观上敌强我弱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其结论是“不可能粉碎这次‘围剿’”。毛泽东则批驳了以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辨护的错误观点。会上一时出现了两种观点对峙的局面，这是“土道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和“洋道理”(教条化的马列主义)的直接较量。

经毛泽东一番言之有理的论说，多数同志长久以来压抑在心中对“左”倾路线的不满情绪开始表露出来。在这个关键时刻，王稼祥紧跟毛泽东之后发言。

王稼祥从躺椅上欠起，站了起来，激动地发言。周恩来劝他坐下，他再坐着讲。

王稼祥的发言很干脆，直截了当地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完全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

第二，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

第三，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

王稼祥发的言，是对毛泽东的有力支持。所以在会上，王稼祥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随后不久，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又组成三人军事小组，作为当时红军的最高统帅部，指挥红军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

　　摘自《各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