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本文仅就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况，谈谈他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初，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由挫折和困难，逐步走向胜利的关键时期。王稼祥同志在这个伟大的转折关头做出了重大贡献，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一）
　　王稼祥同志早年就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十月，党派他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那时，王明也在该校。王明在校长米夫的支持下，搞宗派主义小集团和“左”倾教条主义。因王稼祥同志学习优异，频有威望，王明即以安徽老乡，对他进行极力拉拢。“很可惜，稼祥同志也卷入了这种错误”(1)，“但他对王明等人的派别活动并不感兴趣，还是埋头认真读书”(2)。一九三一年二月，王稼祥同志到中央苏区，任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后，“他在实际生活斗争中，使他积累了经验，对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逐步有了认识，和王明等人越来越搞不到一块了”(3)。但是，在实际战斗生活中，他对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央苏区对敌斗争的发展，却感到欣欣鼓舞，受到了启发和教育。他“虚心听取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他尤其尊重毛泽东同志关于武装斗争的丰富经验，用心钻研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理论，他对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才能深为敬佩”(4)，并自觉地运用这一观点同错误路线坚决的斗争。一九三二年十月，宁都会议上，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为了全面夺取军队的指挥权，诬蔑毛泽东的路线是“富农路线”、“游击主义”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排斥、打击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进一步发展了组织上的宗派主义”(5)。王稼祥同志对王明的错误做法深表不满。并和“左”倾机会主义者发生了极严重的冲突。“他不怕孤立，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继续留在军事领导岗位上指挥红军作战，反对撤销毛泽东同志红军总政委职务，为此，会议争论激烈”。(6)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他的正确主张未能得到实现，毛泽东同志被剥夺了军权，到后方专做地方工作。此时，王稼祥同志极为同情毛泽东同志所处的逆境，多次前去看望。据吴黎平同志回忆：“当时，毛泽东同志曾亲口对我讲过，稼祥同志在军事问题上的看法，是和他接近的”(7)。“可以说，那时他就同王明路线划清界线了”(8)。一九六四年，周恩来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对稼祥说：“你比别人更早站在毛主席一边的”(9)这是对王稼祥同志的公允评价。
　　鲁迅先生曾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10)王稼祥同志虽然也犯过“左”的错误，但他在实际斗争中，明辩是非，认识真理，最早从“左”的路线中摆脱出来，这本身就表明了王稼祥同志不愧为马克思主义者。
（二）
　　当毛泽东同志被解除对军队的指挥权后，王明极“左”路线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下，继续扩大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这时，许多同志都不敢和毛泽东同志接近。用陈毅同志的话说：“那时，连鬼都不上门”，但“稼祥同志不仅没有疏远而且进而增强了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友谊”(11)。
　　在第五次反“转剿”中，“左”倾机会主义者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错误，使反“围剿”的斗争已经无法在内线解决。为此，毛泽东同志提出转入外线以浙江为中心的苏皖地区，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进而援救福建人民政府的正确主张。可惜此计未被采用，结果“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后来，当红都瑞金的北方门户广昌失守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又错误地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时，毛泽东同志再次提出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加以消灭的建议，但此计又不用，结果“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了长征一条路”(12)。在这些问题上，王稼详同志都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据伍修权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曾说：‘在内战时期的许多重要的作战决策，稼祥都是投我的票的’”(13)。
　　长征开始后，因王稼祥同志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在乐安县谷岗村开会时被敌机炸伤，所以长征中只好坐担架随军。当时毛泽东同志也因病坐担架，二人常在一起同行，也常在一起交谈有关党和军队的前途问题。在交谈中，他对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尤其在红军付出惨重代价，渡过湘江，红军由八万余人锐减到不足三万，而且全军士气低落，疲惫不堪，就连博古、李德也垂头丧气，处于毫无办法的事实面前，他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毛泽东同志才能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这时，他对临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对李德的错误指挥更加不满。据聂荣臻回忆“王稼祥说他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14)。面临红军的厄运，“王稼祥同志向毛泽东同志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同志很赞赏他的想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谈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了王稼祥同志很大启示，也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决心”(15)。一九七一年王稼祥同志对夫人朱仲丽这样说过：“当时，我们到了离遵义不远的地方，我因负伤，毛主席因身体不好，坐担架同行。我提议：前面快到遵义城了，这样下去不行，该把李德轰下台了，开个会，总结经验。毛主席当即回答：好，应该开个会，还要多做些会前的活动工作”。为了实现这一主张，王稼祥同志首先征得张闻天同志的赞同，又利用各种机会找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一一交换了意见，周恩来、朱德、聂荣臻同志都毫不犹豫地支持了他的意见。聂荣臻同志回忆说：“王稼祥同志对他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又说‘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在当时的环境里，王稼祥同志就这样旗帜鲜明地、坚定地拥护毛泽东同志，该是十分可贵。“正是在这样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再加上毛泽东、王稼祥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才适时地召开了遵义会议”。(16)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严厉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由于会前王稼祥同志做了大量说服教育工作，有些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从革命实践的反复检验中，深刻财认识到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是指引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路线。因此，会议顺利地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会议看重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军事方针，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正确领导，结束了统治我党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错误路线，“这次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17)此时此刻，王稼祥同志的作用，用得着陈毅在一九四五年“七大”小组会议上说的话：“把稼祥同志比作楚汉之争中的韩信，韩信归汉则汉胜，归楚则楚胜，是举足轻重的人物”。(18)在一九七二年九届三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本人也高度评价王稼祥同志的卓越贡献，并让周恩来同志代为传达：“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19)从以上的评价中，清楚表明王稼祥同志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不愧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杰出人物对于社会生活和历史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２０）“人们变革历史的行为，如果不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就不能赢得胜利，即使是对于腐朽势力，人民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组织，也不可能击败它”。（２１）在这一时期，王稼祥同志实际起到了这种组织领导的作用。
（三）
　　王稼祥同志之所以能够较早地跳出“左”倾错误的圈子，同王明在路线上划清了界线并不遗余力地支持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中国革命，绝非出于偶然的冲动和一时的感情之快。除了和他一贯勤奋好学，善于思索，勇于实践，不断总结革命经验教训外，还跟他较早地认识毛泽东的思想分不开。
　　王稼祥同志在实践上认识到教育主义有害于中国革命后，使得他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路线的认识日益深化。在和毛泽东同志长期相处中，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等理论和一系列的战略思想，是中国独特的解放道路。王震说：“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时，首次见到王稼祥同志，在谈到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理时，他说‘我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及不平衡的大国，敌人的统治力量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对农村控制则比较薄弱’。……所以，我国革命不能象俄国十月革命那样，走城市暴动的道路，而只能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尤其是他对毛泽东同志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对毛泽东同志指挥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对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古田会议》所阐述的建军思想，深表敬佩”。（２２）在一九三三年，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被“左”倾路线诬蔑成“守株待兔”，王稼祥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公开进行驳斥：他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实击虚，积极创造机会消灭敌人，怎么说是‘守株待兔’呢？”（２３）。可见，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极力推举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中国革命，是出于他对毛泽东同志的了解，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旗帜。当然，王稼祥同志在认识、理解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也是经历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复杂过程。他一来到苏区，首先感到他在苏联所学得许多理论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曾有过迷茫。继而，经过苏区复杂环境和艰苦斗争的实际锻炼，他开始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在苏区的路线是正确的，并为他的远见卓识和灵活地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所折服，于是，日益亲近毛泽东同志。“起初，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指挥第三次反‘围剿’的战役，继而，他积极主张接受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方案”。（２４）当第五次反‘围剿’由于排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而遭致失败，使王稼祥同志深感教条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大敌，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才真正体现了中国革命的光明所在，为此，他毅然跳出宗派主义的圈子，竭尽全力支持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中坚分子。王首道在纪念王稼祥文章中写道：“可以说，（他）是由革命的知识分子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逐步成长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典范”。（２５）一九三七年八月，党中央召开洛川会议，确定了我党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并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和扩大敌后根据地的方针。但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却同中央唱反调，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同年十一月，王稼祥同志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曾与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讨论了中国当时的国内形势，极力赞成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驳斥了王明的右倾路线。一九三八年，王稼祥同志回到延安，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２６）全会前，王明最初拒绝从武汉回延安参加会议，反要王稼祥同志在武汉向他单独传达，“当即遇到稼祥同志的严厉拒绝，并在复电中向王明严肃地指出，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概由他自己负责”。（２７）王稼祥同志旗帜鲜明地了护党维的统一和团结，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一九四三年党诞生二十二周年前夕，王稼祥同志尚在病中，他在病塌上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过程，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中华民族解放的理论武器，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他抱病撰写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详尽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含义，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这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他写道：“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一一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一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导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内国外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这一思想的提出，是他积二十余年的革命实践经验，从反正两个方面的教训中认真总结出来的。也是他不断学习、掌握毛泽东同志一系列理论的结果，同时也是他对我党所以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科学总结。这一思想的提出，使全党、全军、全国的人民都团结在毛泽东理想的旗帜下，这对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总纲。
　　长期以来，王稼祥同志所做的重大贡献一直鲜为人知，一则是他从不谈论自己的功劳，就连很熟悉他的同志，甚至连他的夫人朱仲丽也不太知道；二则由于林彪、康生和“四人帮”对他的诋毁和诬陷，所以在人们的印象中，王稼祥同志是“左”倾机会主义圈子里的人。如今看来，这是对历史的嘲弄。笔者认为，应当还王稼祥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面目，应当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1)(4)(8)⑾胡耀邦《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代序》
　　(2)(3)(7)吴黎平《王稼祥同志的一生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5)(18)《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高等院校试用教材上册第１６１页
　　(6)(9)(17)朱仲丽《忆稼祥》
　　(10)《鲁迅全集》第二卷，第３０页
　　(12)(13)《毛泽东选集》２２０页
　　(14)(16)伍修权《同学、战友、师表——怀念王稼祥同志》
　　(15)《聂荣臻回忆录》
　　(19)曾涌泉《坚持真理、刚正不阿——回忆稼祥同志》
　　(20)王震《谦虚谨慎、绝不诿过喧功——怀念王稼祥同志》
　　 （21）《列宁选集》第一卷２１０页
　　 （22）《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４７９页
　　 （23）（24）肖劲光《服从真理，坚持真理——回忆王稼祥同志》
　　 （24）（26）王首道《一位严肃的革命者的光辉形象——怀念王稼祥同志》
　　 （25）熊复《怀念和追思——回忆王稼祥同志相处的日子》
　　 （27）《王稼祥同志生平简表》

发表于《太原师专学报》19８８年第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