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1906.8.15～1974.1.25)，安徽泾县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功勋卓著的国际事务活动家。目前，关于王稼祥的研究主要侧重他的生平传记、著作、军队政治工作，外交方面则侧重对有关事件来龙去脉的陈述，对其外交思想的研究却很少涉及。笔者不揣浅陋，拟对其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际外交思想作一简要的论述，以期抛砖引玉。
    　　一、王稼祥党际外交思想形成的背景和基础
    王稼祥党际外交思想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演变、中共开展党际外交的需要以及其个人素质和广泛的党际外交的实践等重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演变在客观上使党际关系面临着新的局面
    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两个新问题：一是未执政的共产党人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二是已执政的共产党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时要承担起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双重任务。而“社会主义国家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橱窗，是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社会的象征。”[1]因此任重而又道远。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必欲去之而后快，因此，他们除了对本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进行残酷的镇压外，还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冷战”政策，运用政治包围、经济封锁、军事干预、和平演变等手段，妄图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为了抵制西方的“冷战”政策，作为国际共运核心力量的各国共产党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中……站在国际无产阶级一边。”[2]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合作。这种合作在50年代初最为密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苏共逐渐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和“老子党”、家长制作风，严重伤害了各国兄弟党的感情。这种情形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更为严重，苏共二十大尽管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由于赫鲁晓夫在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处理不当，使国际帝国主义借机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的浪潮，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一度思想混乱，丧失信心，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以中苏论战为起点、以1965年3月莫斯科会议为高潮、以1968年8月苏军入侵捷克和1969年3月苏军侵入我国的珍宝岛为终结，从思想上到组织上都彻底地分裂了。形势的变化对各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许多理论上和现实上的新问题，王稼祥的党际外交思想便是在深入剖析国际共运中这种复杂的党际关系的产物。
    （二）中共开展党际外交的需要
    新中国的成立是国际共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反帝斗争的胜利信心。同时，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积累起来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对世界各国求解放、求进步的人民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且，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立场坚定、正确。毛泽东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就说过：“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团结在一起。”[3]在1956年8月30日的八大预备会上他又一次强调“在国际上，我们要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首先是团结苏联，团结兄弟党、兄弟国家和人民，还要团结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借重一切有用的力量。”[3](P,295)从这一立场出发，中共采取了诸如“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正确的外交方针，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并且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及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一边，因而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敬仰，中共的国际威信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影响迅速增大，有不少国家要求同中共建立联系和加强来往，这样，原来的工作机构——中央统战部的第三室（后改为第二处）已经不能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了，因此，1951年1月24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处理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相互关系和联络事务，其经常性的任务主要有三项：一是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情况，向中央做出报告和提出建议，这是主要任务；二是负责接待来华访问的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会谈并陪同访问；三是应邀出席各兄弟党的代表大会。第二、第三两项任务也很重，又很频繁。为了正确处理这些党际事务，就必须提出和制定一系列思想原则以指导中联部的党际外交活动，这是作为首任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亟须解决的问题。
    （三）王稼祥的个人素质及广泛的党际外交实践
    王稼祥出生于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他从小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先后考入芜湖圣雅各中学、上海大学附中、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他勤于探索，思想先进，早在圣雅各中学和莫斯科学习期间，他便形成了自己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集中体现在他给其堂弟王柳华的信中，在1924年9月9日的信中他写道：“我想我们到学校来，也无非想得到点知识，求点真理，若说为了饭碗，而离开这亲爱的故乡，那恐怕不值的吧。”[4]在11月24日的信中进一步写道：“我们村里在外面读书的人也不算少了，不过这些人，不光无益于乡村，反而有害……柳华呀！你我还算没有染着这种坏习气，愿以后保持这热血沸腾的赤心，去一改旧习，那才不愧做个二十世纪的新青年啊！请你不要笑我说大话，这都是我良心上不能不说的话呵。”1925年4月9日的信中他又发出了“革命是我终身的寄托”[5]这一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到达莫斯科以后，1926年3月13日，他又进一步写道：“在这儿学习革命，将来自然是干革命。”[5](P,16)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6]的确如此，在科学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指引下，他更加刻苦学习，努力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这就为后来他能正确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处理纷繁的党际关系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早在莫斯科学习期间，王稼祥就对苏共有所接触和了解。其正式的党际交往应从1937年11月他主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开始，代表团经常性的工作便是负责向共产国际反映中共党内和国内的革命内容和形势，增进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对中国的了解。在延安时期，由于工作关系，王稼祥还和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岗野进（原名野板参三）有过密切的接触，其秘书史坚这样回忆道：“日本问题研究会是王稼祥管的……代表中央经常同岗野进接触的是王稼祥同志。”[7]鉴于王稼祥丰富的党际外交经历，1951年中央便任命他担任中联部部长这一重任，对此，曾是王稼祥政治秘书的张香山认为“王稼祥同志在三十年代曾经作为我党代表在共产国际工作过，他熟悉各国共产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情况，又富有同外国党打交道的经验，由他担任中联部部长是很合适的。”[8]担任中联部部长以后，王稼祥专事广泛的党际外交的实践。凡此种种，无疑又为其党际外交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二、王稼祥党际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从1951年1月24日到1962年10月“因身体状况极坏……从本月起，全部脱离工作，实际上不再主持中联部工作”[4](P,492)为止，王稼祥担任中联部部长达11年之久，期间他进行了广泛的党际外交实践，发表了大量论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党际外交思想。
    （一）高效的办事机构和干练的工作班子是办好党际外交工作的前提
    王稼祥十分重视中联部的机构建设，他强调办事机构要高效，人员的配备要精干，要有效能，杜绝人浮于事、工作拖沓。他认为人员如果多了，思想问题就多，还得增加做思想工作的人；人多了，服务人员也得增加，搞成庞大臃肿的机构，就难办事了。正如他在一次中联部干部见面会上所说：“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必须精干。人员不要多，一个顶一个，要讲究效率。搞成庞大臃肿的机构，就难办事了”。[4](P,401)并且向工作人员介绍了他在莫斯科主持创建我国驻外的第一个大使馆的经验，说“在莫斯科建立驻苏大使馆时，就是这样作的，人员较少，一个顶一个，效果比较好。”[9]王稼祥十分重视领导班子的优化组合，在他的建议下，中央统战部第二处从事外事工作的干部麦慕平、林季良等被调入中联部；谙熟外事工作的廖承志、李初梨、连贯、伍修权等相继担任过中联部的副部长。王稼祥还十分注意中联部干部的培养，他认为“培养干部的办法是多阅读书报，多读马列主义的书，多读有关业务的书。要精兵简政，集中时间看书，看得越多越好，这样才能了解情况。”[4](P,405)与此同时，他还强调领导方法的重要性，自己谦虚谨慎，发扬民主，尊重同其合作共事的其他领导人，善于同各位副部长合作共事，在对重大问题决策时尤其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凡是有关中联部工作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一般都由他同副部长联合署名，“这种联合署名的方式表明，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而是在他主持下经过领导班子集体研究提出的意见。”[9](P,511～512)这也说明他在领导工作的过程中是充分发扬民主的。他的这种建立机构和领导制度的方法是高效的，这使每一位领导成员都各司其职，同时，也有利于发挥集体智慧，以便决定问题能更切合实际。
    机构和领导班子建立以后，中联部作为中央直属的一个部门便进入了紧张而高效的运作中。在工作过程中，他告诫工作人员要善于“钻”问题，“只有钻进去才能提出问题，帮助兄弟党。”[4](P,412～413)并告诉他们研究兄弟党的问题不要趋热避冷，他认为“党的工作不应分冷和热。各个时期，党有不同的任务，不应赶热闹。党需要我们做的工作就应该当做”，[4](P,413)也不应把工作分为“伟大”和“渺小”，他说“伟大、渺小的说法是不妥的，党员做工作无所谓伟大和渺小，都是从微小的事情做起的。”[4](P,413)并且要求工作人员要有“兢兢业业地工作”的心理准备，他说“我部是不直接决定行动的机关，是党中央处理我党和兄弟党之间事务的准备机关和工作机关，行动要由中央来决定，所以，惊人的行动永远不会有”。[4](P,413)为此，王稼祥对他们提出了种种严格的要求：
    1.通晓业务知识。这里的业务知识主要是指国际知识。对于中联部工作人员来说主要包括各国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各国共产党的基本情况、各国工人运动和其他各种群众运动、作为社会主义运动流派的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以及托派的情况等，他告诫工作人员要“通晓业务知识，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更不应沾沾自喜，以外行自居”。[8](P,194)他还经常亲自出题目，要他们把研究成果写成书面材料向他报告，或者编译成册，供研究问题时参考。而且他身体力行，平时很少参加娱乐活动，大量的时间都用来学习和研究，据其政治秘书张香山回忆：“整个白天，除午饭后休息一个小时左右以外，从早晨五时到下午六时，如果没有开会或约人谈话，那么他就几乎都在办公室兼书房内伏案批阅文电，或者是躺在躺椅上阅读书报。”[8](P,196)在他的感召下，中联部机关工作人员勤于学习和研究蔚然成风。
    2.大力倡导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我党制定方针、政策，解决问题的一个基本方法，毛泽东就曾经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0]他把调查和解决问题的关系比做“怀胎”和“分娩”，认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10](P,110～111)他还分析了脱离调查研究的危害性，认为这样会滑向本本主义、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即“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10](P,112)从中可见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这对于中联部这样一个处理我党和兄弟党之间事务的准备机关和工作机关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从事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如果对对象国、对象党的情况不做调查研究，缺乏了解，那么其研究就会是“空中楼阁”，会引起中共中央决策上的偏差，更何况当时中联部的工作人员大多是新手。为了督促大家做调查研究，王稼祥把在共产国际时季米特洛夫要求各国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每天把本国报刊上刊载的革命运动和重大事件写成500字的材料供他阅读的这一做法在中联部试行推广。他向科以下的业务干部提出要求，即在没有临时性的联络工作时，每人每天要写500字的材料给他，内容是他们研究的对象国的群众运动和对象党的情况。他的这一方法使中联部的干部和业务人员获益匪浅，“开始时许多同志叫苦，后来硬着头皮干。稼祥同志就是这样逼着大家钻研资料，研究问题。不少干部就是在稼祥同志的每天五百字的要求之下苦练成才的。”[11]总之，中联部工作的实践证明，王稼祥所提倡的调查研究是一个极好的工作方法，它“既有利于中联部的领导了解各国的革命情况，同时也督促了科以下干部各自去研究对象国的革命情况。”[8](P,195～196)这样更有利于中央的正确决策。
    3.业务人员必须掌握外国语言文字。王稼祥把掌握外国语言文字作为中联部工作人员精通业务的一个重要条件和重要工具。他指出，“对外联络部的工作人员要掌握外国语言文字，这是工具。开始似通非通，然后精通。”[12]他要求已懂得外国语言文字的同志要精益求精，好上加好，他还鼓励新调入的工作人员要学好外国语言文字，他说“你们年轻，大多数二十多岁、三十岁以下，不要放过这个机会。年纪大了，就学不会了，改进是可以的，新学就困难了”，[12](P,439)“文字就是练出来的，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在工作中增进。”[12](P,439～440)而且，他还强调“阿拉伯语文很宝贵，有八千多万人口，要好好掌握这门语文”，“要组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的学习。请教员也可以。”[12](P,439)为了便于工作人员学习外文，在工作中，王稼祥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他说：“一方面，自己努力学习，一方面组织上也要给他们条件，增进锻炼的机会”；“对搞党和团的工作、搞社会工作的同志，要给他们留有余地，给他们搞外国语文的时间。”[12](P,439)在王稼祥的关怀和指导下，加上业务人员自己的刻苦学习，使得中联部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成为驾驭外国语言文字的行家里手，给他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二）平等自主是党际外交的基础
    这里的平等是指各国共产党之间不论大小、执政和非执政，都应是平等关系、兄弟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好像是一个大家庭，成员不一样，要和谐友好地生活……这个家庭中的各个成员应该是平等的，不应该是父子关系，只能是兄弟关系，姐妹关系；只能有执政党与非执政党之分，大党与小党之分，经验多的党和经验少的党之分”。[12](P,439)这里的自主就是要各国党要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决定自己的政策，决不容他党干涉。1959年10月10日，王稼祥同由威廉斯率领的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中，集中地阐述了这一思想，他指出：“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决定自己的政策，因为对自己国家情况最熟悉的是本国的共产党，吸收兄弟党的经验和同兄弟党交换意见是有意义的，但兄弟党的经验和意见只能做参考。”[12](P,441)为了贯彻平等自主的思想，使这个大家庭既能“平等和谐、友好地”生活又能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政策”，王稼祥坚决反对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由于苏共是领导俄国人民第一个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共产党，又由于其曾经在共产国际中享有特殊的地位，所以在斯大林时期苏共就有大党主义的表现，在赫鲁晓夫时期更加突出。他们时时对别国党挥动指挥棒，干涉他国共产党内部事务，产生恶劣的影响。王稼祥对此深有体会，并在实际行动中加以深刻批判和坚决抵制。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争取议会多数党实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其实，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已经不存在和平或非和平过渡问题，赫鲁晓夫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其实质是干涉他国党的内政，是说给那些尚未胜利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听的，也是要他们这样做的。对此，王稼祥批驳说：“即使这个论断能够站得住脚的话，像这样的问题，也应该由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提出来，何必要苏共来说三道四、发号施令呢？”[9](P,518)
    1956年波兰发生十月事件，赫鲁晓夫准备干预哥穆尔卡担任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王稼祥对此提出严厉的批评，他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怎么可以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选举进行干涉呢！选这个人或那个人，这是一个独立的党的内政问题，决不应受到外来干涉，更何况是用武力来干涉，这简直是背弃社会主义。”[12](P,518)
    1958年3月4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布拉格召开代表会议，决定创办《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国际性杂志，在苏共的主导下，决议草案把原先拟定的杂志性质是为了交流情况和经验改变成理论性的杂志，并且赋予编委会对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争议问题有总结的权力。这样，杂志的编委会对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方针政策认为不对时，就会公诸杂志来展开争论而后就由编委会做出结论，就使杂志居于各国党之上发号施令，破坏各国党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方针政策的原则。王稼祥对此极力反对，他认为“首先这个杂志不要成为一个站在各国党之上发号施令的刊物，而应是一个报道性的、也就是只是介绍情况、交流经验的刊物；其次，这个杂志不宜登载有争议的问题，也不应赋予编委会具有总结争论的职能，能够批评任何共产党。各国共产党之间有争论的问题，应该由各有关共产党的中央来协商解决。”[8](P,181)这一主张显然是为了反对苏共的大党主义、坚决维护各国党的独立平等而提出来的。经过王稼祥和其他国共产党的争取，苏共代表只好做出让步并口头保证：“杂志上不应该反映各国党之间在个别问题上的分歧，编辑委员会不是凌驾各国党之上的机关。个别国家的党之间发生意见分歧时，编委没有权力评论哪个党对、哪个党不对。”[8](P,181～182)
    王稼祥在反对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同时，也非常警惕我们自己不要犯大国主义、大党主义错误。他认为，我们中国也是一个大国，我们党也是一个大党，并且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世界人民心目中也拥有崇高的威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因胜利而骄傲起来，也是容易犯大国主义、大党主义错误的，所以他对此非常警惕。1951年5月3日，他到莫斯科城郊别墅会见斯大林。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评价很好，“甚至说苏联共产党了解的主要是欧洲、西方的情况，亚洲、东方的情况还是中国党熟悉。”[4](P,402)于是“他提出以中国为主建立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设想，其理由是小国在建设和防卫方面有许多困难，只有和大国联合起来才能解决这些难题。”[4](P,402)斯大林提出的设想对王稼祥是一种考验，因为，根据当时的情况，“会谈参加者一般对斯大林的意见都是恭敬地聆听，没有人提出异议的”。[13]但是，王稼祥却从反对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立场出发“和缓地但明确无误地”[13](P,213)说：“我们不能这样做”。[4](P,402)在处理同各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问题时，他非常尊重各国党的独立自主和平等地位。在中共八大的接待工作中，他一再告诫参加接待工作的同志，对兄弟党必须谦虚谨慎、热诚相待，既要从政治上尊重他们，又要从安全和生活方面关心他们，特别对小国小党，决不许有大国主义、冷落和怠慢他们。正如林莉在回忆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在那个阶段，一些兄弟党，如印尼共产党、缅甸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有时来访，他们都很年轻，在交谈中稼祥同志从未流露丝毫大党代表的口吻，对他们总是既尊重又关怀。这些同志也感到毫谊不拘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谈话气氛总是融洽的”。[13](P,214)他在同各国党的同志交换意见谈论问题时，从来不用那种你们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的口气，而是采取尊重对方、互相商量的态度，更不因为我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就把中国革命的经验强加给对方。例如：1957年6月19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文中在阐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时加上“以上所说的观点，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3](P,394)的说明，就是采纳了王稼祥所提出的意见。王稼祥认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这条方针有顾虑和疑惧，特别是在匈牙利事    件之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比较活跃和混乱，如果我们把这条方针看作是可以普遍应用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话，那么就有可能给这些国家带来困难。”[4](P,448)他的这一思想还在1959年10月10日同由威廉斯率领的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中得到充分体现，他说：“不要担心党小。在开始时党必然是小的，这和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的党成立了三十八年，在三十五年前，我们的党也是小的……重要的是要有一批能坚持革命的骨干，这样，党就能慢慢地发展起来了。”[12](P,44)在介绍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提出一些诚恳的建议后，他真诚地说：“感谢你们对我们的信任。我们的意见可能没有多大价值，或者还有错误，因为我们没有在你们的国家生活过，只是在书本上看到过，也没有到你们国家去旅行过，因此了解得很肤浅，谈得对不对，供你们参考。”[12](P,443)他常说：“当兄弟党向我们党征求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意见，或者征求对他们党的工作意见的时候，我们要一再向兄弟党声明，中国党的意见和中国革命经验，只能供兄弟党作参考，采纳与否，完全由兄弟党自己决定”。[8](P,183)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王稼祥是始终坚守这一原则的。
    （三）“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是党际外交工作的基本准则
    中联部成立以后，在王稼祥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广泛的党际外交活动。经过短短五六年时间的工作，到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时，已经同全世界的60多个共产党建立了关系。这说明，“党的对外联络工作有了惊人的发展”、[9](P,531)“这同王稼祥的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9](P,515)王稼祥根据100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共处理与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经验，提出了一条处理党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王稼祥认为，我们党和各国共产党都是信仰马列主义的，都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的，都是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的，在为共同事业的斗争中各国共产党又是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互相支持、互相合作、互相学习的。因此各国党就像“兄弟”一样、“姐妹”一样可以称作“一家人”。但是，每一个共产党总是首先代表某一个国家和某一个民族的，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各有其自身的特殊利益，因此，进行革命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只能由这个国家的共产党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独立自主地进行探讨和做出决定，尤其是195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各国共产党都不从属于任何一个党，而且又处于平等地位，其他任何党都不能也无权对别的党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干涉其内部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又不是一家人”。为了在实践中更好地贯彻这一原则，王稼祥强调：(1)要注意从共同的国际主义利益出发，而不要只从一个国家、一个党的利益出发。他认为“共产党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国际主义者，所以不管他在执政前或执政后，主要的是干本国革命或建设，同时又要支持别国革命和建设。”[12](P,444)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是一个大家庭，共同利益较多，所以在这个家庭中，各兄弟党之间应从国际主义利益出发，彼此相互援助“一家人帮助一家人”。[12](P,435)“而不要只从一个国家、一个党的利益出发。如果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就不会有共同的了”。[12](P,434)(2)在党际关系发生问题时，要更多地批评自己，少批评别人。这一方法源于党内工作经验。抗战时期，各个根据地被日军分隔，有时各根据地相互间有所争议，在中共中央远离根据地的情况下，各根据地便采用多批评自己、少批评别人的方法，这样便解决了矛盾。王稼祥创造性地把这一经验运用到党际交往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他说：“这个党内的经验，运用到国际活动上，结果还不坏。”[12](P,435)当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许多中国人，    他们语言不通、又没有家，和蒙古人发生纠纷，王稼祥就是运用这一方法解决问题的，使双方“结果就好了起来”。王稼祥认为“如果中国批评蒙古，蒙古批评中国，那样关系就会越来越冷淡”，[12](P,435)不利于“一家人”和谐地生活。(3)沉默是金。这是因为虽然各国党有着众多的共同利益，但毕竟内外有别，“又不是一家人”，再加上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分歧以及国际环境复杂险恶，所以王稼祥强调“沉默是金”。他说：“做外事工作的人，谈话谈对了是银子，而沉默更是金子。要区别对内和对外，对内即在我们党内，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对外，即对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多说一句话不如以少说一句话为好，因为‘言多必失’，还可能引起误会，所以沉默更是金子。”[12](P,434)
    （四）争取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党际外交工作的最终目的
    争取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和平环境是毛泽东一贯的国际战略思想。王稼祥的党际外交战略目标是从属于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想的，他说：“我们的战略目的是要赢得世界和平，赢得时间，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同时又使各国人民的进步事业得到发展和逐步地取得胜利。”[12](P,446)因此，他认为党际外交的路线应是：“发展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基础上争取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12](P,447)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他认为：首先必须要发展和巩固中国同全体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并对此坚定不移，不容任何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他说：“帝国主义挑拨离间、妄图从中取利的阴谋，终究是不能得逞的。”[12](P,447)其次要积极支持保卫世界的和平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他认为“和平运动是群众性的运动，应该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群众的觉悟，采取为群众所能接受的各种方式来进行斗争。”[12](P,455)斗争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12](P,456)至于民族独立运动，他说“我们一贯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并且认为这种斗争的方式“包括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12](P,456)其积极意义在于“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后方，动摇了帝国主义进行侵略和战争的基础。被压迫民族取得民族独立，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就可以对保卫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12](P,457)由此可见，和平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两支重要力量，“这两个运动是紧密联系和互相促进的。[12](P,458)最后要坚决制止世界战争、核战争，支持全面彻底裁军。战争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因此，要维护持久的世界和平必须坚决制止帝国主义发动的世界战争。要坚决反对核战争，“要求禁止试验、制造、贮存和使用核武器，是当前保卫世界和平的一个迫切任务。我们支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为禁止试验、制造、贮存和使用核武器而进行的各种斗争”；[12](P,452)在支持全面彻底的裁军方面，他说“争取实现普遍裁军的斗争，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一项重大任务。我们赞成运用裁军的口号，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政策，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我国政府曾经发表声明，支持全面彻底裁军”。[12](P,458)
    　　三、王稼祥党际外交思想的主要影响
    王稼祥党际外交思想是在广泛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正确理论，同时又是用作指导实践的重要指针，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党际外交方面的理论。王稼祥党际外交的一系列思想，不但指导了中联部的活动，而且对国际共运的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其他国共产党所借鉴。这里着重要指出他在党际外交准则方面的贡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悠久，轰轰烈烈。然而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尚未成立之前，“还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论述党际关系准则的国际文件。”[9](P,515)当时，带有权威性的论述党际关系准则的是1957年《莫斯科宣言》中的“同志式的讨论加以解决问题”[1](P,166)的原则和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中“兄弟党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1](P,170)王稼祥勤于思考、善于总结，他根据100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共处理同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经验，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党际外交原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无疑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党际外交方面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孔原在回忆王稼祥的这一功绩时说：“历史证明稼祥同志具有高度的辩证唯物主义眼光，正确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周总理确定的外交和国际共运路线”，“他从事党的国际活动和外交工作，深思熟虑地提出过许多创造性的意见，功绩卓著”。[14]
    2.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提高了中共的国际威望和国际地位。正确的思想来源于实践，并进一步指导着实践活动。王稼祥党际外交思想是在广泛的外交实践中产生的，并且长期指导着党际外交朝着健康的方面发展，推动了国际共运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来，王稼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联部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都有过直接的接触。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或代表来华，或者由毛泽东、中央其他领导人出面会见或商谈，王稼祥在场作陪；或者由王稼祥出面会见和商谈。此外，他还经常代表中央和中联部出访他国：他多次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赴莫斯科同苏共中央商谈问题；多次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应邀参加苏共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重大活动；率代表团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总之，可以这样说：“本世纪5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事件，他几乎都参与了或者参与提出了对策。”[9](P,546)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他坚持“不卑不亢，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但又保持平等友好相处，因而多次圆满地完成中央委托的任务。”[11](P,547)在王稼祥广泛的党际外交实践中，各国共产党从中看到了中共是真正爱好和平、维护正义的，因而对中共更加信赖和敬佩。正如徐则浩所言：“王稼祥主持下的对外联络工作，赢得了许多兄弟党的信赖和敬佩，他们从中看到中国共产党确实是既支持反对苏共的大国主义错误、又非常警惕和防止自己犯大国主义错误的，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形象。”[9](P,520)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共的国际威望和国际地位。
【参考文献】
    [1]　黄安淼等：《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前言。
    [2]　谢益显：《外交智慧与谋略——新中国外交理论和原则》，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3]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4]　徐则浩：《王稼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5]　《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3页。
    [6]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1页。
    [7]　史坚：《王稼祥同志和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见《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
    [8]　张香山：《一个坚持原则和真理的人——回忆王稼祥同志》，见《回忆王稼祥》，第178页。
    [9]　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510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11]　林季良：《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回忆王稼祥同志的优良作风》，见《回忆王稼祥》，第205页。
    [12]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9页。
    [13]　林莉：《稼祥同志的革命品格将永远铭记在后代的心中》，见《回忆王稼祥》，第213页。
    [14]　孔原：《怀念敬爱的稼祥同志——回忆几件往事》，见《回忆王稼祥》，第101页。

【原文出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