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后，老共产党人王稼祥在陈云、王震、胡耀邦的支持下，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毛泽东看过信后，很动情地对周恩来说，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者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1931年3月，在由上海开往汕头的轮船上，一个5人小组引起了人们特别是国民党警特的注意。从装束上看，他们是3个中国传教士，2个外国牧师。他们一上船，两个国民党便衣特务就逼近过来，要看他们的证件。在交还验过的“护照”后，又要打开皮箱看看。箱子里除了几件换洗的衣物，就是一堆《圣经》之类的中外文教义，特务很是扫兴。

　　这5个人是不久前从苏联回国的中共党员王稼祥、任弼时和顾作霖，另两个外国人是共产国际驻华人员，他们都带着共产国际提供的假护照。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组织上派他们奔赴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们乔装改扮，换了下一班船票，到广州后再潜人江西苏区。

　　4月17日，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3人，作为中央代表参加了在青塘召开的苏区中央会议。在这之前几天，王稼祥第一次见到了久闻大名的毛泽东与朱德。

　　据王稼祥介绍，1928年6、7月间，中共第六届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极力推荐下，王明等人被选派到大会担任翻译，实际上参加了六大。天生大舌头的王明，中国话说不清楚，俄语倒还流利。在米夫的安排下，王明又陪同瞿秋白等中共主要领导人面见斯大林，并由他当翻译，成了斯大林“金口玉言”的一个代言人。

　　王稼祥还转述了国际共运领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比如斯大林说过的，四川将是中国最理想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摇了摇头，又上下拍打着口袋，在找什么东西。

　　王稼祥摸出一包从上海带来的“三炮台”香烟：“唉，可惜只剩最后两支了！”

　　“正好，二人分而食之吧。”毛泽东退还王稼祥一支，两人对上火，盯着烟头，有滋有味地吸着。他说：“你是留过学吃过洋面包的学问家，对外面的情况熟悉，等我们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了，你可以担当外交方面的任务。目前可以协助我，做些政治保卫方面的工作。”

　　“我刚从白区来，许多情况不了解，对打仗更是外行，还得专门向你请教。”

　　第一次为毛泽东辩护

　　然而，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大喜大庆的热闹背后，王明路线阴云却笼罩着整个中央苏区。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叶坪由项英和“三人团”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中共党史上有名的“赣南会议”。赣南会议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书记的职务，再次由项英代理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随后，中革军委宣布：在中革军委成立后，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于是，毛泽东大权旁落，被迫离开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直至1932年7月，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与朱德、王稼祥多次联名和以周恩来个人名义致电、致信中央局：“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8月初，中央局接受周恩来意见，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可是好景不长。10月上旬，在宁都东山坝小源村榜山祠召开了一次以批判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为主题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即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宁都会议”。

　　会上，曾是王明钦定派往苏区的“钦差大臣”王稼祥旗帜鲜明公然站出来为毛泽东辩护。王稼祥说：“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在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红军和苏区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当会议结束，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离开宁都时，他握着王稼祥的手，说了一番披肝沥胆的话：“你我是少数，不服从也不行，我只好到后方去了。你就别争了吧，不然你也会同我一样成了‘右倾主要危险’人物了。”

　　第一个提出轰李德下台

　　中央苏区临时政府的第一任“外交部长”王稼祥，迎来了他的第一位“外宾”：奥托·布劳恩，即人们后来称呼的“李德”。他曾利用他的德国人身份，在苏联远东和我国东北搞日军的情报，后来又到了上海，成为共产国际驻华高级军事代表弗雷德的助手，并被他派来中央苏区，先化装为奥地利籍牧师从上海到潮汕地区，再由专人护送到瑞金。红军师政委伍修权被中央指定为他的翻译、秘书还兼参谋。

　　从这天起，一个不很懂军事、更不懂苏区实情的外国人，竟指手画脚地凌驾于中共和军委之上，指挥起红军千军万马来。红军专门为他盖了三间新瓦房，由于它坐落在前不挨村后不靠店的田野之中，人们都叫它“独立房子”。“独立房子”离最近的“外交部长”的房子还有200米远。独立房子的主人时常在其中一闷一整天，在左右的军事地图上指指点点。王稼祥怕洋大人过于劳累，曾派人去慰劳一下，去的人回来说屋里正在秉烛夜战，大打扑克哩。

　　在反“围剿”斗争中，王稼祥感到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按苏联的那套条令组织红军作战，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瞎指挥，因而对当时被排斥的毛泽东产生了敬仰之情。

　　1933年4月，王稼祥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子，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着剧痛经历了8小时手术，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红军长征开始后，王稼祥腹部仍通着管子，只好由几个担架员抬着行军。走进广西时，他见部队由赣南出发时的8万多人只剩3万多，焦急万分。毛泽东在江西于都得了一场疟疾，险些被夺去了性命，加上受排挤后心情不好，对红军的前途忧虑重重，身体非常虚弱，无法行走，所以，过了于都河，毛泽东就不得不坐上了担架。王稼祥与毛泽东的担架形影不离，在行军途中和宿营地篝火旁，他们两人朝夕相处，相互了解越来越深，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

　　“那个会在遵义一定要开，再不能拖下去了。”王稼祥半躺着，将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不等毛泽东答话，又加上了一句，“一定得把李德轰下去。”过湘江之后，在全军上下对博古、李德的一片不满声中，王稼祥第一个发出了“把李德轰下去”的声音。

　　1935年1月，红军占领了贵州遵义。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发言批评错误的领导后，王稼祥接着发言，第一个在会上提出应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在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下，会议改选了领导，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终于转危为安。

　　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

　　1943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22周年，也是毛泽东诞辰50周年。党内有些同志主张为毛泽东祝寿，并宣传他的思想。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向毛泽东写信反映了这些意见。但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同意办这两件事。他在4月22日回复凯丰的信中说：“生日决定不做……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那一年的6月下旬，延安的整风运动正在深入开展。一天下午，毛泽东来到枣园王稼祥的住处，他伤病复发，正在休养。毛泽东对王稼祥说：“党诞生22周年的日子快到了，是不是请你写篇纪念党的生日的文章？”

　　王稼祥问道：“主席考虑应该从哪些方面写呢？我还没个准备呢。”

　　毛泽东说：“22年来的历史你都知道，就从总结经验教训，再针对目前党内思想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写吧！”

　　王稼祥答应下来。毛泽东走后，王稼祥接连几天就忙着翻阅书刊，查找资料，差不多每晚都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有时直到天已大亮才休息。

　　大约一周后，文章写好了。王稼祥让警卫员送给毛主席审阅。第二天，毛泽东就批给报社立即发表。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这篇文章。就在这篇文章中，王稼祥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王稼祥因病未能参加从1943年9月7日开始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也未能参加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因为历史的原因，有人就把王稼祥和王明等同起来。毛泽东在各种场合，多次谈到他对王稼祥的评价，肯定他的积极作用，强调他与王明的不同。

　　毛泽东为王稼祥说情

　　1945年召开“七大”时，有一些代表对王稼祥有意见，选举中央委员时，他得了204票，不足半数，落选了。第二天，毛泽东对王稼祥的落选“要说几句话”。毛泽东说：“他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经毛泽东亲自动员，王稼祥以第二名的得票数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在职务上曾几起几落，但他从无怨言。后来，他在东北局担任部长，仍兢兢业业地工作。

　　1945年年底，王稼祥又犯了一种新病：大量咯血，先到北平检查，以后又到张家口诊治。住院期间，毛泽东专门从延安请著名外科医生周泽昭去给王稼祥看病。因国内条件有限，专家建议去苏联做长期治疗为好。毛泽东得悉后，决定同苏联交涉派飞机接王稼祥去苏治病。为此事，他仅从延安同张家口的来往电报就有16件之多，多为毛泽东亲笔所拟。

　　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关心非常感激，决心坐飞机去“远方”医治。